沉重的房贷:工薪族贷款 近九成是住房信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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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消费升级的同时，中国家庭债务水平也水涨船高。有研究报告指出，2013年至2016年，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0.7%上升到44.4%，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。而在家庭债务中，近九成是住房信贷。

目前，在中国购房的成本日益上升。以北京为例，北京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国银行北京分行，基本上都执行首套房贷利率最低执行基准上浮5%，二套房贷利率最低执行基准上浮20%的政策。图为山西太原，汾河岸边的商品房住宅高楼林立。（图片来源：中新社资料图）

虽然中国家庭债务与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，专家普遍认为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，但仍需警惕家庭债务风险引发“灰犀牛”事件。

房贷压力大，日子紧巴巴

近年来，中国家庭债务累积速度迅速攀升，这其中房贷“功不可没”。

综合北京《半月谈》杂志、香港凤凰网报道，上海白领王小姐2016年在长风公园附近买了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改善性住房，总价近千万，夫妻俩月供超3万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这接近家庭月收入，平时开销要蹭老人的退休金。

北京34岁的李先生感叹，夫妻俩“啃老”买了房子，一套自住房、一套学区房，每年房贷要还20万元。家里6口人，俩娃上学，还要养车，合计每年支出超过40万元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
除了城市青年家庭外，一些农村进城青年家庭的债务中，房贷依然是大头。

今年春节前两天，3岁的吴许勇终于在门口等到了妈妈的身影，他扑上去，与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。吴许勇的妈妈许某是安徽省庐江县八里村人，结婚前后都在家门口一个服装厂工作，家庭经济水平中等。倘若不是去年10月在县城买房，许某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外出务工。县城90平方米的房当时标价50多万元，许某将家底子都掏空，还是欠下了30余万元债务。加上两年前二儿子的出生，家庭经济压力十分巨大，每月光还房贷就有2000多元，许某便于2017年去江苏常熟一家服装厂拼命地工作，每天干近15个小时，每月能挣到五六千元。

其实，李先生、王小姐，以及许某的生活现状代表了一批在城市打拼的中青年“群像”。

之前，在网络上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深圳中兴科技员工跳楼和华为清退34岁以上员工等事件，暴露出“中年危机”的现实。在家庭负债压力过大背景下，中年人需要背负四座“大山”：房贷、车贷、赡养老人、教育子女。

很多家庭敢于高负债，是基于资产持续升值、收入不断提升，一旦出现资产估值水平下降、收入下降，家庭负债能力就不可持续。不敢辞职、不敢生病、不敢要二孩，成为当前不少家庭的真实想法。

2017年以来，中国采取了堪称“史上最严”的房地产调控措施，但依然抑制不住居民买房的热情，甚至部分非住房贷款（首付贷）“暗度陈仓”流入房地产。

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王梦雯表示，2017年3月以来，短期消费贷款同比走势大幅攀升，明显偏离稳中有升的零售额。按照社会零售额同比走势估算，2017年3月以来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金额约3700亿元，估计约有3000亿元流向楼市。相比住房抵押贷款，披着“新马甲”流入房地产的短期消费贷，存在更大的潜在金融风险。

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认为，现在中国家庭债务风险被忽视了，监管部门应该将它跟企业债和地方债风险放到同等重视的程度上来。

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，都在敲响家庭债务风险的警钟。2017年11月，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、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》指出，居民部门杠杆率依然延续上升趋势，从2017年二季度的47.4%上升到三季度的48.6%。

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，2013年至2016年，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0.7%上升到44.4%，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。

这还不包括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，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考虑其中，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60%。

与此同时，像“蚂蚁花呗”、京东“白条”等网络消费贷款以及大量没有牌照的网络小贷迅猛增长，且尚未统计到银行短期贷款中，若将其都统计在内，家庭的债务杠杆会更高。

近期，西南财经大学下属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了《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》，报告调研了逾4万户家庭数据和12万家庭成员，发现工薪家庭平均总信贷需求额为26.5万元，其中房产信贷需求额为22.5万元。工薪家庭平均实际信贷额为12.5万元，其中86.3%是住房信贷。

可见，李先生、王小姐、许某这样的买房负债群体，成为居民杠杆率飙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。

一旦断供，后果严重

虽然中国家庭债务与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，专家普遍认为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，但仍需警惕家庭债务风险引发“灰犀牛”事件。

综合北京财经网、《半月谈》杂志报道，“目前来看，我是被套住了，十几年的打拼白费了。”在和朋友聊天时，炒房客黄年（化名）如此说。2009年至2015年，通过银行贷款，不断低买高卖，黄年在楼市获利近2000万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。2016年7月，他准备大干一场，在把手头的房产（大部分还有房贷）全部抵押给某金融机构（非银行）后，他成功借得5000万元，随后他又向亲戚朋友借了近1000万。很快，黄年就利用这6000万元做首付一口气买了20套房产。然而，这一次他看走眼了。从2016年底开始，上海楼市调控政策开始收紧，买下的房产成了“烫手山芋”，根本卖不出去，房价也出现了下降。2017年9月，因有5套房子连续4个月没有还款，他已被贷款机构告上了法庭。

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宁磊看来，目前美联储已开始缩表和加息，如果中国央行也提高基准利率，大量家庭的房贷支出将会大幅增加，给家庭资产流动性带来一定冲击。

此外，中国家庭的储蓄和收入增速趋势都是向下的，家庭债务的放大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出现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家庭杠杆率存在严重的分布失衡，具体表现在地区差异、年龄段差异等方面。

截至2017年8月，福建、广东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等16个省份的杠杆率超过50%。其中，福建省的家庭杠杆率达到105%。

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，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质量，还会拖累宏观经济，可能隐含系统性风险，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难度。

城市家庭杠杆率偏高主要体现在中青年家庭。那些在2015年后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年轻人，很可能是中国社会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。在一二线城市，年轻人买房除了向银行贷款外，通常还会向亲友借钱。

在高负债时代，这些中青年的财富最危险。如果房价出现较大波动，或者经济持续下滑，他们的家庭债务风险就会显现出来。一旦资不抵债、断供停贷，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。

摩根大通预计，到2020年中国家庭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至61%。家庭杠杆率增加将主要由信用卡快速增长和在线P2P贷款所推动。

IMF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）在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中指出，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%时，家庭信贷继续增加可能会对GDP增长起到积极作用；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30%时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。即使不将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考虑在内，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4.4%。这个数据已经超过IMF给出的30%的警戒线。

中国家庭债务快速上升，对消费升级、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负效应值得关注。同时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，有引发房地产泡沫的隐忧，须保持警惕。